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张鲁高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与魏晋风度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10BZW073),2016年8月通过审核鉴定,最终成果为专著一部,书名是:《狂人的歌哭——一个中国之子的精神形态史研究》,计23字,结项证书编号为:20161327。课题组主要成员:胡秋银、王文彬。附注:因课题写作由张鲁高一人独立完成,故最终成果署名只有一人。专著书名及内容章节目录如下:

  

狂人的歌哭

——一个中国之子的精神形态学研究

目录

引言

第一章面孔

第二章身体

第三章哭泣

第四章号叫

第五章歌唱

第六章大笑

第七章行走

第八章月夜

第九章太阳(其一)

第十章太阳(其二)

结语

  

一、该课题的基本观察角度:魏晋狂狷与酒神灵狂在鲁迅这里汇合

这个角度,即在近代中西文化的背景中,在鲁迅与尼采的精神关联中来言说鲁迅与魏晋风度,是该课题的一个基本角度。也就是说,该课题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承接,与鲁迅与近代西方尼采的对接联系起来,试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近代文化的背景里,考察鲁迅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或者,扩大一点说,也即试图以鲁迅为经典个案、文化中介,考察中国古典文化之一维(庄子与魏晋风度),与西方近代文化之一维——尼采风姿,在近代的遭遇、对接。无疑,中西文化这个近代的遭遇、对接,在鲁迅这里显现得极为突出,极具文化深度、魅力;而发生在鲁迅身上的这一文化遭遇,也必将为现代中国开辟一条重要的、意义深远的文化路径。基于以上思考,我们感到,将鲁迅与魏晋风度这一研究课题,置于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转换这么一个开阔的文化背景中来展开、建构,其学术价值或可更好地突显出来。

二、该课题的观察视角是一种精神类型学观察视角

鲁迅与中西文化的这两个对接,其中突显着一根主线——即魏晋风度里的狂狷气质,与尼采精神里的酒神灵狂。中西文化、精神史上的这两种人格、风度、精神意向在鲁迅这里汇合,构成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奇观。这奇观独然耸立,吸引、感召了一个时代,并且至今仍然在吸引我们。面对这近代的精神史奇观,我们一方面惊叹其卓越(其精神的高度与深度远在其时代之上),一方面又仿佛知道其来自何处。

面对这近代文化的精神奇观,我们一面叹赏,一面又想走进其内部,想进一步知道这卓异之物的内部构成。于是,在面对奇观的探秘欲望引导下,逐一考察这一奇观——狂狷风范的精神形态——诸如哭泣、号叫、歌唱、大笑、行走(意志贯注)、太阳(诗学象征),以及这诸种精神形态在近代与古典对接、中国与西方对接时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共鸣、承继、差异、错位这样一个精神史情状,也便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实际上在这里,哭泣、大笑、行走、太阳之精神形态或精神史形态选择,正是对尼采美学之酒神精神的类型学方式的展开。可以说,选择这几个精神形态类型——哭泣、大笑、行走、太阳,在某种意义上暗藏着一个精神史意图,即要把尼采酒神精神的美学内涵、意向,从中国古典精神史的一个断片中构勒出来。应该说,尼采的两个美学概念——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不但适用于古希腊悲剧文化研究,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也适用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人类精神史研究。正因如此,该课题试图将这两个美学概念(主要是酒神精神)应用到鲁迅与魏晋风度的精神史视角的研究中,对之做精神形态学方式的展开,并且,主要地是,在展开的精神类型里,进一步阐释其诸种形态之抽象形式构成与历史文化内涵。可以说,该课题的此种构想,实际上是试图尝试一种尼采气质或尼采方式的生命美学的形态学与形态史研究。

借助于尼采的酒神精神的类型学展开形式,来构勒中国狂狷人格的精神史形态断片,把该课题的精神史与精神类型学研究,作为尼采美学酒神精神的一个个案分析,在此,我们感到,在这中西美学、诗学的交汇里,人类精神在其内在本质方面的共鸣、汇通、同构、一体,也早已被分明地显证出来。

该课题之精神形态学概念与魏晋文化资源之关联:实际上魏晋刘邵的《人物志》已经从精神、性格类型学的角度,为我们的精神形态学分类研究提供了中国古典的范例、启发。只不过区别在于:《人物志》的性格类型学研究,是对人的性格、气质、才能的一般心理学与生理学研究;而该课题所关注的精神类型学研究,是对精神的激情形态即酒神形态的文艺美学方式之研究。但在阅读、思考时我们发现,《人物志》及其中国古典哲学源渊,其观察人的性格、气质的一个基本视角,与该课题所采用的尼采方式的生命美学视角非常相近。这一发现让我们兴奋异常,感到我们的尼采样式的生命美学视角,也由此得到了一个更加深厚与广大的文化传统的支持。而由此我们也惊讶地看到,西方近代思潮与东方(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以来的一种历史性汇合、融通。

精神形态学与精神形态史研究之意义:该课题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学史、文化史与文艺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话题与研究范围,但作为文学史方式的文艺美学考察、思考,其研究方式与传统文艺美学有别。也即与其说它是以概念、逻辑作为其架构、理路的科学考察,不如说它是以回到历史文化原点、现场的文学方式的直观、领悟。它试图再现一种历史文化中的人格风貌,并在再现中评价这种精神人格风貌。

精神形态学或精神形态史研究,如果只作为形式研究,即形态、类型研究,则其意义不大。精神形态学或精神形态史研究,是对于一种精神形态的抽象形式(形式结构)的研究。虽然,这种精神形态(类型)的形式结构,其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状态或即具一种精神内涵,虽然如此,但这形式结构所自具的精神内涵却是一种抽象精神内涵。此种抽象精神内涵来自生命本身,可以看成是生命哲学层面的东西。但他不会停留在自身,而一定要寻求与一个特定历史文化的汇合。

该课题对精神形态的类型研究,采取抽象形式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即我们一方面研究这些精神形态的形式结构或抽象内涵(这也是人性内容之一个维度),一方面也研究这个精神形态所融汇、灌注的历史文化的人性内容。故而,在精神形态学或者精神形态史研究中,这一点必须一开始就说清楚,——即精神形态学之形式、形态研究,必须与内涵(历史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作为内涵研究的一个形式范畴。不可否认,这些精神形态范畴——哭泣、叫喊、歌唱、大笑、行走…本身具有抽象内涵——在本课题这里也即都具酒神精神或强力意志之精神内涵;我们当然可以在这种抽象精神形态的层面——生命哲学的层面,与之共鸣,为其鼓舞。只是我们感到,在这里一种单纯的生命哲学层面的形式分析(抽象内涵分析)仍然不够,尽管这个形式分析也许正是我们此刻的美学趣味所在;这个形式分析或者抽象内涵分析此刻仍需继续朝向历史前行,并且一直行进到历史的深处,行进到历史深处的那么一个时刻——那时,历史会将人性、精神托举起来,将那精神的光华投映在人类的天空,将那灿烂的一刻,化作永恒。

三、月亮诗学与太阳诗学作为精神类型学的一个象征表达

太阳诗学与月亮诗学之概念界定:在这里,我们提出关于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两个美学或诗学概念。一个是太阳诗学概念,作为中国现代美学或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另一个是月亮诗学概念,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或古典诗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我们感到,可以用太阳诗学这一审美概念,来表达中国现代美学或现代诗学的时代追求与历史文化的现代转换方向。同时,又可以用月亮诗学这一审美概念来观照、把捉、凝聚、统摄中国古典美学的本质与神髓。

该课题所提出的太阳诗学与月亮诗学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尼采美学的两个概念——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可以说直接就是尼采美学这两个概念的诗学表述形式。但或者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直接借用尼采美学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两个概念,而代之以月亮诗学与太阳诗学的诗学转换形态?在这里提出这两个诗学概念,不是为了概念游戏,而是因为其恰到是处的象征内涵。——什么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本质与精魂?什么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追求与方向?是什么意象最可代表中国古典美学的至高、至美境界?是什么意象最能表达中国现代美学的渴望与奋进?啊,那是古典的中国的月亮,那是现代的未来的中国的太阳。月亮之于古典中国美学,太阳之于现代中国美学,请问,舍此,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其他更完美的象征和更深邃的象征?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尼采美学的两个概念呢?你现在一定很清楚了——因为在这里,在鲁迅与魏晋、五四与古典之间,我们有比尼采更具体、更贴切、更有文化历史内涵的两个概念来为我们观照,为我们把捉。月亮诗学与太阳诗学,这是中国文化自己的概念啊。这两个概念,与其说它来自尼采,不如说它来自中国文化的内部、中国文化的本体。或者,与其说在这里我们是从尼采美学推演出这两个概念,不如说我们是从中国古典美学的本体、内里,又从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转换中发现了这两个诗学概念。

用月亮诗学与太阳诗学这两个概念,而不是直接使用尼采美学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概念,这也是该课题文学研究的视角要求与限制。即该课题大体上仍然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文化史、精神史讨论;正是这个文学的观照角度,帮助我们发现了月亮诗学与太阳诗学这两个尼采美学的诗学转换视角,发现了这个转换了的诗学视角,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文化、精神史,以及其对于五四启蒙精神、理念之核心观照与核心象征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之月亮诗学,与中国现代美学之太阳诗学在鲁迅这里汇合:作为一个近代启蒙者,鲁迅反叛中国文化传统,要把尼采式的意志哲学、力量美学带入中国现代诗学。但在其不自觉的、潜意识中的深刻文化矛盾,却让他未能将这一启蒙与反叛贯彻到底。从诗学的角度看,中国古典美学之月亮诗学,与中国现代美学之太阳诗学仍然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在鲁迅这里汇合,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但也是深藏不露的矛盾与错位:在显在、可见之启蒙理念层面,鲁迅对接、吸纳了西方近代尼采个人主义的酒神精神与强力意志;但在较为内在、含蕴的诗学层面,鲁迅在吸纳尼采生命意志之时,并没有同时吸纳其生命意志之太阳诗学的表达方式,而是相反地也是极具文化史意味地仍然以中国古典的月亮诗学与之对接——不是在自己的诗学形式、意象上,转向太阳,而是让自己的启蒙理念的诗学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滞留在中国古典的月亮诗学、月亮意象这一边。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也唯在中国近代文化之历史转换时刻才可见到的美学奇观。此刻,在鲁迅这里,文学(诗学)与思想(近代启蒙意识)处在一种潜意识状态的分离状态:思想朝向与启蒙相关的意志哲学,此意志哲学以太阳意象为其诗学象征;但文学或诗学却依然眷恋着中国古典的月亮诗学——一颗矛盾、痛苦的心灵要在中国古典月光的照拂下得到抚慰。从诗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奇特、深刻的汇合,同时又是一个隐秘、深藏的汇合。在这个汇合里,鲁迅的矛盾、双重的美学气质、身份在这里悄然显现。一方面这是中国古典月亮诗学之最后一个书写者,另一方面这又是中国五四太阳诗学之启蒙者、先行者。

鲁迅的这个矛盾,由于其伏藏在诗学形式之下,让我们时常视而不见。又加上我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时常对思想与审美做孤立、分离式研究,使得我们对于这个有着巨大文化史意义的诗学错位,或者发现不了,或者看见了却无动于衷,不能领会这种诗学错位的深层文化史意义。这个诗学错位向我们显示,在鲁迅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个诗学的东西,更能显示鲁迅与其传统的这种不能割舍的深层关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点——在诗学方式上对于传统的承接,更能揭示这个中国近代最激越的文化叛逆者身上那种命定的无可逃离的中国之子的内在本质。正是如此——正是鲁迅文学里这个中国古典月亮诗学的气质、氛围、形式,作为这个中国之子的形式标记,在指证其中国之子之内在归属。但是,这个中国之子,在二十世纪却要引领中国,朝向未来——朝向中国五四太阳诗学的现代方向,以及21世纪中国太阳诗学的未来方向。